我们以价值多元主义的同情之理解去分析整体性法秩序下的个人角色时，可能会对人本身获得更深刻地理解。
[21]事实上，早在日本明治宪法时期，该宪法中规定了迁徙自由，但是并未规定经营自由的内容，而伊藤博文在其宪法释义中就将明治宪法第22条规定的迁徙自由延伸至营业自由，维新之后，废藩之同时认可了人民居住及迁徙之自由，规定凡日本臣民，无论帝国境内之任何地点，均可自由定住、借住、寄宿及经营。在1973年的屠宰场案（Slaughter House Cases）中，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也被联邦最高法院援引，用来支持公民在任何一州定居的权利。
[12] Rudolf Torovsky, Freedom of Movement: Right of Exit,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Vol. IV, No.1 (1962), pp.67-68. [13] 参见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其四，当涉及迁徙自由的经济自由面向时，由于经济自由相对于人身自由和平等权的位阶较低，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进行规定，或者由国务院径行以行政法规作出限制。这四项规定在不同时期对美国迁徙自由的宪制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并且最终成为美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这种限制除了一般性的限制（即作为一般行为自由的限制——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更为常见的是对于迁徙自由的法律限制。比如鉴于西藏特殊的民族传统、文化古迹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同时也因西藏的交通状况和旅游服务设施及接待能力，中国政府规定非中国公民身份持有者（包括外国旅游客人、我国台湾地区游客及海外华人）在进入西藏旅游前，必须办理由西藏自治区旅游局签发的批准函。
[3]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当下，国际间的迁徙自由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有人对此指出：基于迁徙自由之防御权功能，人民对于执行机关违法之限制居住或者限制出境执行措施，侵害迁徙自由权之任何行为或法规，均得透过法律途径排除之。党导民主的核心是一个代表公意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立党的基本原则是为公，而非为了党派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过去成功领导、现在正在领导和将来继续领导。然而，实际上，这部分党规仅仅由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定和通过，例如《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就是这样的党规。国体，即国家的本质，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具体的说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社会共容论与差序法治 社会的进步主要依赖于人和制度，同样的人不同的制度将会不同，不同的人相同的制度也会不同，制度确实可以改变国民性，但改变是有限的，有效的制度建构应该建立在国民性基础上并且改善国民性。
党导民主制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但它并不是去强化这种多元性，而是使多元性利益融合为国家的整体利益。备受法学界诟病的双规(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的简称)就是中国共产党适用内部规则对其成员实施惩戒的司法外拘留行为，被双规的官员失去人身自由。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自我主义下的国家治理不同于个人主义下的国家治理。有道德的人是能够放弃眼前利益而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有道德的政党也是如此。（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从法理上来看，党导国模式下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有两类，一类是针对党员和党组织，属于党内法规，在党内具有强制约束力，毫无疑问是党法。大一统制度的建立根源于中国人的自我主义和差序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一条），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由于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武装力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当某一集团认为自身的利益与社会繁荣密切相关，在寻求自身利益和社会收入再分配时就会比较节制，甚至愿意作出牺牲来支持有利于全社会的政策与行动，这种做法就是在追求共容利益，共容性组织有动力使它们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者胜也，克己就是一个人能够克制自己，战胜自己，不为外物所诱，而不可以任性，为所欲为。
然而，现实中的老百姓是利益多元的，难免是为众意而投票，所以党争民主制将公意切割为了众意，所选出的政党权力仅仅来自于部分老百姓，政府只能对部分老百姓负责，不管这部分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坐寇为了来年继续抢劫必须保证被抢人民的安全和继续生产，所以坐寇让渡了部分利益给被统治者。
我国不是一般的代议制民主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党争民主制的迷惑性在于，人们以为通过竞选产生的政府权力来自于全体老百姓，政府对全体老百姓负责。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自我主义之下，一个人反对皇帝并非为了共和而是自己想做皇帝，反对独裁并非为了民主而是自己想独裁，反对贪腐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贪腐的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因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决定了中国的国体是党导国体制。梁漱溟与牟宗三关于中国传统人格和社会组织模式的讨论，同费孝通提出并阐释的差序格局有着本质的一致性。
立宪党导制的精髓就是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一党领导，通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将部分权力授予中国共产党在党章和党内法规中自行决定，从而形成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模式。政体就是国家统治阶级以何种形式组织政权，就是政权的组织形式。
后来有一些匪帮学聪明了，每到一处都只抢一部分，留一部分给被抢的人民生活和继续生产以便来年继续抢。可以说，中国形成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政治差序格局，核心圈是党中央，准核心圈是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构成中间圈，一般群众则构成广阔的外围。
中国法学界普遍按照西方代议制国家的标准否定党规的法律性，漠视党规的实然效力，实际上是掩耳盗铃。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中所有人都拥有美德、都能实现自由的，是全世界的、道德的、真正普遍性的。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巨大进步，然而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仍然是两个体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强化个人的利益会导致社会分裂，造成社会极端化，社会如同一盆散沙。摘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规能否对党员及其党组织的规范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关系到党员的德能和党组织的凝聚力，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对全国人民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二元宪治体制是典型的差序宪治模式，差序宪治是一种双层的法治结构，法治的统一性要求党导法规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统一起来。无论是道德要求还是法律要求，现在的党规，针对普通党员、党员干部、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高级领导干部的约束是不同的，可以看出一个人身份的增多与规则约束增多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党规与国法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核心。正如苏亦工教授所言，仁以人类自然之情感爱，即同情心之扩张为基点，由近及远，由私而公，终至于物我同怀、天人合照、万类并育。
自我主义下的现代国家治理理论是社会共容论，民主模式是党导民主制，治理模式是差序法治。《中国共产党章程》序言中明确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八二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四节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理解为共同富裕，在现代社会主义阶段是共同自由。共产党是德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治理模式类似于古代帝王的治理，不同于古代帝王的有两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而非个人，中国共产党是克己奉公和克己崇德，而非克己复礼。实际上，现代国家的税收就类似于坐寇的抢劫，税率决定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分配的格局。党规中的党法具有普遍强制力，具有实然法律效力，在全国范围内生效，但只对党员和党组织适用。
当然中国历史也并不完全在统一的状态下，但就中国历史讲，政治一统是常态，多统是变态。这决定了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体制，而非绝大多数代议制民主国家仅仅只有宪法的一元宪治体制。
党规的实然法律效力不仅仅是党章所规定的暴力保障，而是实实在在运行的强制约束力。在差序格局中，整个社会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每一个网络有一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不同。
党导民主制是一种金字塔式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是党导民主制。
